用干辛,纣重用恶来,宋国重用唐鞅,齐国重用苏秦。因而天下人就知道他们要灭亡了。不任用贤人却想要建立功业,这就好象在夏至这一天却想让夜长,射鱼时冲着天却想射中一样。舜、禹对此尚且办不到,更何况平庸的君主呢?慎势失去了驾驭臣下的方法,要求人们诚信,这是胡涂的。失去了君主的权势,仗恃着享有国家,这是危险的。能吞下船的大鱼,居于陆地就不能胜过蝼蛄蚂蚁。权力相同就不能役使对方,势力相等就不能兼并对方,冶乱相同就不能匡正对方。所以对大小、轻重,多少、治乱等情况,不可不审察清楚,这是通向祸福的门径。凡是戴帽子束带子的文明国家,车船所能达到的地方,不用象、译、狄鞮等官员做翻译的地方,有三千里见方。古代称王的人,选择天下的正中来建立京畿,选择京畿的正中来建立官廷,选择宫廷的正中来建立祖庙。在普天下,只把千里见方的地方作为京畿,是为了更好地担起治理国家的担子。京畿并不是不能扩大,但是大了不如小了好,多了不如少了好。多分封诸侯国,不是因为偏爱贤德之人,而是为了有利于权势,保全住威严,是为了使道义扩大。道义扩大了,那就没有人与之为敌了。没有人与之为敌的人就安全。所以对上世考察一下,那些分封诸侯国多的人,他们的福分就长久,他们的名声就显赫。神农享有天下十七世,是与天下人共同享有啊。称王的人分封诸侯国,越近的就越大,越远的就越小。边远之处有十里大的诸侯国。用大的诸侯国役使小的诸侯国,用权势重的诸侯国役使权势轻的诸侯国,用人多的诸侯国役使人少的诸侯国,这就是称王的人能保全天下的原因。所以说,用滕、费役使别国就费力,用邹、鲁役使别国就省力,用宋、郑役使别国就加倍容易,用齐、楚役使别国就等于把纲纪加在它们身上罢了。所使用的诸侯国越大,实现自己的愿望就越容易。汤如果没有郼,武王如果没有岐,他们的贤德即使达到十全十美的程度,也不能成就功业。凭着汤、武王那样的贤德,尚且需要借助于权势,更何况赶不上汤、武王的人呢?所以,用大的诸侯国役使小的诸侯国就吉祥,用小的诸侯国役使大的诸侯国就会灭亡,用权势重的诸侯国役使权势轻的诸侯国就顺从,用权势轻酌诸侯国役使权势重的诸侯国就不吉祥。由此看来,想要使一世平定,使百姓安定使功名刻铸在盘盂上,铭刻在壶鉴上,这样的人,他们对权势尊贵从不满足,他们对实力雄厚从不满足。有雄厚的实力,有尊贵的权势,有贤德之人辅佐,凭着这些,遇上乱世,至少也能成就王业。天下的人民很贫穷很困苦了。人民的贫穷田苦越厉害,称王的人成就王业就越容易。凡是称王的,都是挽牧人民的贫穷困苦啊。水里使用船,陆上使用车,泥泞路上使用輴,沙土路上使用鸩,山路上使用樏,这是为了顺应不同的形势。能因势利导的,命令就能执行。地位尊贵的,教化就能被接受,威严树立的,奸邪就能制止。这就是治理人的原则。所以,用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对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发号施令就容易,用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对大夫之家发号施令就容易,用大夫之家对一人发号施令就容易。如果认识到达一点,即使尧、舜都不能改变它。诸侯都不想臣服于人,可是却不得不这样。君王的地位如果不利,那么怎能轻易地使之臣服呢?称王的人权衡轻重,审察大小,多立诸侯,是为了使自己的地位有利。所谓称王,凭借的是权势。所谓称王,是权势无人与之抗衡。权势有人抗衡,那么称王的人就被废弃了。有知道小可以超过大少可以胜过多的人,就知道怎样才能无人与之抗衡了。知道怎样才能无人与之抗衡,那么比拟僭越的事就会远远离开了。所以先王的法度是,立天子不让诸侯僭越,立诸侯不让大夫僭越,立嫡子不让庶子僭越。僭越就会产生争夺,争夺就会产生混乱。因此,诸侯丧失了爵位,那么天下就会混乱,大夫没有等级,那么朝廷就会混乱;妻妾不加区分,那么家庭就会混乱,嫡子庶子没有区别,那么宗族就会混乱。慎子说:“如果有一只兔子跑,就会有上百人追赶它,并不是一只兔子足以被上百份,是由于兔子的归属没有确定。归属没有确定,尧尚且台竭力追赶,更何况一般人呢?兔子摆满市,走路的人看都不看,并不是不想要兔子,是由于归属已经确定了。归属已经确定,人即使鄙陋,也不争夺。”所以治理天下及国家,只在于确定职分罢了。楚庄王围困宋国九个月,楚康王围困宋国五个月,楚声王围困宋国十个月。楚国围困过宋国三次,却不能灰亡它。并不是不可取灭亡,拿一个象宋国一样无德的国家去攻打宋国,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昵?凡是功业的建立,都是因为贤与不肖、强与弱,治与乱不相同啊。齐简公有个臣子叫诸御鞅,他向简公进谏说;“陈常与宰予,这两个臣子彼此非常仇恨。我担心他们互相攻打。他们一味固执地要互相攻打,就会危害到君王。希望您罢免一个人。”简公说“这不是你这样的浅陋之人所能知道的。”过了没多久,陈常果然在朝廷上攻打宰予,在宗庙里追上了简公。简公长叹着说“我不能采纳诸御鞅的意见,以至于遭到这样的祸患。”失去了驾驭臣下的方法,丧失了君主的权势,虽然后悔没有听从诸御鞅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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