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得到匡正，这些都是靠了管杰吾和五个人的才能啊。管子是臣子，他不担当自己不能做的事情，而让五个人把自己的才能都献出来，更何况君主呢？君主如果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与不能做什幺是可以治理人民的，那么隐蔽许伪欺骗危险的言论就没有不能识别的了，各种官吏对自己主管的事情就会尽心竭力了。五帝三王治理人民时，在下位的本来不过是尽心竭力罢了。治理人民如果懂得不要依仗自己的才能、勇武、有力、诚实、守信，那就接近于君道了。凡是当君主的，应该处于平静之中，使用道德去教化人民，治理根本的东西。这样，从外表到内心就会更加宽实，就会越发耳聪目明，各种官吏就会谨慎地对待职守，没有敢于苟且懈怠的，就能人人做好自己应做的事情，切合自己的名声。名声和实际相符，述就叫做懂得了道。知度能明察的君主，不是普遍地明察万事万物，而是明察君主所应掌握的东西。有道术的君主，不是一切都亲自去做，而是要明瞭治理百官的根本。明瞭冶理百官的根本，所以事情少而国家太平。明察君主所应掌握的东西，因而大权蚀揽，奸邪止息。奸邪止息，那么游说的不来，而真情也能了解了。真情不加虚饰，而事实也能显现了。这就叫做最完美的政治。政冶最完美的社会，人民不好说空话假话，不好流言邪说。贤德的与不贤德的各自都恢复其本来面目，依照真情行事，对自己的本性不加雕饰，保持敦厚纯朴的品行，以此来侍奉自己的君主。这样，对灵巧的，拙笨的、愚蠢的、聪明的，勇敢的、怯懦的，就都可以因此而变动他们的官职。变动了官职，他们各自就能胜任自己的职务了。所以，对有职位的人就要求他们安于职位，不听他们的议论，对没有职位的人就要求他们的实际行动，用以检验他们的言论。这两种情况都明察了，那么无用之言就不能进入朝廷了。君主依照天性行事，去掉爱惜之心，以虚无为根本，来听取有用之言，这就叫做听朝。凡是听朝，都是君臣共同招致理义，共同确立法度。君主依照天性行事，那么讲求理义的人就会到来了，法度的效用就会确立了，乖僻邪曲之人就会退去了，贪婪诈伪之徒就会远离了。所以，治理天下的关键在于除掉奸邪，除掉奸邪的关键在于治理官吏，治理官吏的关键在于研习道术，研习道术的关键在于懂得天性。所以子华子说：“君主应该求深入而不求广博，谨慎地守住根本，喜爱正性。与众人不相同，而要致力于学得驾驭臣下的能力。完全学到了这种能力，四方就会平定只有那些符合天道的人，不求相同却能达到相同。这就是神农之所以兴盛，尧、舜之所以名声卓著的原因。”君主认为自己聪明却认为别人愚蠢，认为自己灵巧却认为别人笨拙，这样，那么愚蠢笨拙的人就请求指示了，灵巧聪明的人就要发布指示了。发布的指示越多，那么请求指示的就越多。请求指示的越多，就将无事不请求指示。君主即使灵巧聪明，也不能无所不知。凭着不能无所不知，应付无所不请，道术必定会穷尽。当君主却经常被臣下弄得道术穷尽，又将怎样治理人民昵？穷尽了却不知道自己穷尽了，又将犯自高自大的错误。这就叫做受到双重阻塞。受到双重阻塞的君主，就不能保佳国家了。所以有道术的君主，依靠臣子做事，自己却布亲自去做。要求臣子做事有成效，自己却不发布指示。去掉想象，去掉猜度，清静地等待时机。不代替臣子讲话，不抢夺臣子的事情做。审察名分和实际，官府之事让臣子自已管理。以不求知为根本，把询问臣子怎么办作为宝物。比如尧说；“怎样做才能象日月那样普照人间？”舜说；“怎样做才能使四方边远之处归服？”禹说；“怎样做才能治服青丘国，使九阳山、奇肱国受到教化？”赵襄子当改之时，用任登当中牟令。他在上呈全年的帐簿时，向襄子推荐道：“中牟有个人叫胆胥己，请您召见他。”襄子召见胆胥己以后让他当中大夫。相国说；“我料想您对这个人只是耳闻，尚未亲眼见到其为人如何吧！当中大夫，竟是这样容易吗？这不是晋国的成法。”襄子说：“我提拔任登时，已经耳闻并且亲眼花缭乱见到他的情况了。任登所举荐的人，我如果还要耳闻并且亲眼见到这人的实际情况，这样，用耳朵听、用眼睛观察人就始终没有完了。”于是就不再询问，而让胆胥己当了中大夫。襄子还需做什么呢？他只是任用人，那么贤德的人就把力量全部献出来了。君主的弊病，一定是委任人官职却不让他做事，或者让他做事却与不了解他的人议论他。横渡长江的人靠的是船，到远处去的人靠的是千里马，成就王霸之业的人靠的是贤人。伊尹，吕尚、管夷吾、百里奚，这些人就是成就王霸之业的人的船和千里马啊。不任用父兄与子弟，并不是疏远他们；任用厨师、钓鱼的人与仇人、奴仆，并不是偏爱他们。保住国家、建立功名的原则要求君主不得不这样啊。这就如同卓越的工匠建筑官室一样，测量一下官室的大小就知道需要的术材了，估量一下工程的大小尺寸就知道需要的人数了。所以小臣伊尹、吕尚被重用，天下人就知道殷，周要成就王业了，管夷吾、百里奚被重用，天下人就知道齐、秦要成就霸业了。他们岂只是船和千里马啊？成就王业霸业的当然要有人，亡国的也要有人。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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