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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9节(2 / 3)

高拱手中抢走内阁首辅之位。

天子与太后的底线他一般是不会触碰的。

柳贺叹道:“唯愿日后亲王就藩时,太后与天子能让百姓少些磨难。”

旁人不知晓大明的未来,他却很清楚。

藩王、田亩、灾荒、矿税……以及朝堂上无休无止的闹剧,一桩桩一件件将整个大明朝带入了深渊。

仅凭他一人之力,能做的太过微渺。

潘晟道:“此事泽远不必忧心,元翁自然可以劝住陛下。”

潘晟是张居正的铁杆,心中自是认为张居正无所不能。

张居正去世前,正是有意潘晟为内阁首辅,可惜张居正对潘晟期待满满,潘晟也在领命后立即回京,然而他人未至京城,张四维已先一步绝了他任内阁首辅的可能。

只是这些话柳贺不能对潘晟说,也不能告知张居正,他的烦闷大多便是源于此处。

柳贺上辈子读《明朝那些事儿》的时候就有一种强烈的宿命之感——如英宗复辟、嘉靖、万历皆长寿,宣德、弘治却都短命,张居正活得也并不十分长,他算是很能赚钱的了,却挡不住败家子万历实在能花。

历史规律似乎很难违背,王朝至末年时,便自有一股难逆衰败之相。

不过潘晟与柳贺刚到文渊阁外,柳贺却又被人拦下:“右宗伯,元辅有请。”

潘晟很识趣地给柳贺让了位,柳贺重回文渊阁时,张四维、申时行已经退了,只有张居正还在原地。

“削藩一事上,你似乎有许多不满。”张居正示意柳贺坐下。

“弟子不敢。”

“我知你有不满。”张居正道,“便是我,在此事上也有不满。”

为亲王就藩的标准问题,张居正甚至进宫与李太后商讨过,可惜李太后格外固执,在此事上寸步不让,她有不让的理由,毕竟除了天子外,她还有幼子潞王。

太后对天子格外严厉,对潞王却很宠溺,此事满朝文武皆知,此时潞王尚未到就藩的年纪,可日后潞王一旦去了封地,以太后的脾性,给潞王的待遇恐怕不会逊于嘉靖对景王。

何况自天子一日日长大,内库朝户部伸手越来越频繁,仿佛户部的钱粮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一般。

然而官升得越高,所顾忌之事也就越多。

柳贺在翰林院任修撰时,他可轻而易举将张敬修筛落,便是被外放扬州也能将头抬得高高的,到了扬州之后,他办事也极是大胆,张四维、李伟等人的面子也是说不卖就不卖。

可到了京城,任这礼部右侍郎之后,他行事要看朝廷内外的风向,要顾忌自己的士林的名声,就如夺情一事,他一方面要护住自己的同年,另一方面又不希望张居正

落到人人唾骂的地步,行事上便很难如先前那般肆意。

他也不是不能痛骂张居正一番,可痛骂之后呢?

张居正没了名声,难道他的名声就会好吗?

何况在他眼中,变法确实到了关键期,若无张居正压制,朝堂恐怕会经历一番混乱——并非柳贺对张居正盲目崇拜,而是历史已经证明过了。

“弟子知晓恩师辛劳,只是……心有不甘罢了。”柳贺道,“弟子觉得,若削藩之事真要推行,自然越是干脆利落越好,若如今日这般,待日后,诸事恐怕还要扭转。”

就以科举一事为例,柳贺考乡试时,朝廷定下规矩,要一百三十五人取一人,因而参加乡试的考生名额都有限制,而到了今日,原原本本按规矩走的乡试不过一科两科,其余仍是如旧。

麻烦事官员们便不爱干,纵然某一年因皇命难违推进了,过几年还是会恢复原样。

张居正道:“削藩的本意是为节银,嘉靖四十四年的《宗藩条例》加上今日新定的《宗藩条例》,已足够为朝廷省下许多银两了,奉国中尉、辅国中尉等退俸之事需礼部登记造册加以完善,要允其考科举,允其经商务农。”

柳贺道:“下官会与姚宗伯细商。”

王府科归了柳贺管理,科举却是姚弘谟的管辖范畴,柳贺行事谨慎,自然不会犯越权这种简单错误。

他承认张居正说得很有道理。

本质上是为了省钱。

但好不容易见了张居正一面,不谈谈条件,柳贺不愿回去的:“恩师,弟子此前提过的作物品类一事,还望恩师多行便利。”

张居正眉头一皱:“泽远,你是礼部官员,户部、工部事伸手太过,张子愚、曾三省必会有所不满。”

柳贺道:“作物品类并非大事,但弟子觉得,若长些耐旱、耐涝的作物。灾荒之年能使百姓不至饿死,这是利国利民的好事,此事弟子在扬州时便一直关注,也寻访了数位知农事的官员,依他们所说,此等作物若真能寻到,我大明百姓必然能安居乐业。”

事实上,红薯、玉米等农作物在明朝时已经传入国内,却并未引起朝廷的关注,恰逢小冰河期,陕西、河南等地又有旱灾、蝗灾,李自成、张献忠于陕西起义,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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