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正常人都是用右手写字吃饭，所以她被同学嘲笑，被老师批评，把她视为超出正常规则的异类。
可是“用右手写字的人才正常”这句话本身就不正常。
直至今日，我也觉得她没有错，她只是和我们不一样。
进入高三的高压下，不论是主动还是被动，陆江明那群人都收敛了不少，很少呼朋唤友吃喝玩乐了。尤其是听说姜韵家里人打算送她留学之后，陆江明身上的压力和紧张肉眼可见。
好多次都看见他睡在宿舍的床上辗转反侧，有天还半夜里跑去网吧注册了个eail，为他们今后的联络作保障。
甚至在秦韵留学面临费用上的问题时，还拿了八千给她当做生活费。我不由问他哪来这么多钱？他说找他爸妈要的。
我突然明白过来，毕竟他们之间已经发展到更亲密的阶段了。
“不出意外的话，等她回来我们就会结婚怎么说我也应该对她负责，我爸妈也支持我们。”
他说着，那眼神里的认真都在昭示着他不再似一个青涩贪玩的少年了，而是一个为未来思索，做出承诺的男人了。
结婚我在心里反复咀嚼着对我而言异常遥远的两个字，即使在这几年中无数次做着这样的心理准备，也无济于事，我被当头一棒。猝然之间，我的心被两个字碾成一团血肉模糊的肉泥。
为什么这三年我会做这样愚蠢而毫无意义的打算？带着一张无可挑剔的高尚假面，清醒理智地沉溺在完美无缺的正当痛苦之中，在野蛮的强硬法则下，不敢地喘息让精神与现实统统都背离自己。
而未来，还将如此。这就是我生活的全部了。
我忽然感到绝望，绵延一生的绝望。
在这样的煎熬下，我们毕业了。
往日好友各自奔向天南地北，蒋磊成绩依旧稳定发挥，没有再读书了，只跟着他舅继续做起了倒卖生意。而我和陆江明却在那只看不见的命运之手的拨弄下，留在了本市的学校。
他在一所还不错的综合院校，我则选择了一所职业艺术学院的打击乐专业。我们学校之间不过5站车的距离，但除了有时通个电话聊聊近况，一直到学期结束我们也没有其他任何来往。
三个多月，一百来天，这三年，我从来没有这么久没见过他。
好几次无数次我都想约他出来吃个饭，就像老朋友老同学一样，但我做不到在这种情况下还带着那些密不敢宣的心思接近他，这太无耻了。
春运期间的客运站挤满了人，非常的乱。
即使头一天练了一晚上的鼓，我也没敢在车上打瞌睡，免得真碰到那种被割破口袋或行李包的倒霉事。就这么警惕地到站下车，看着周围熟悉的建筑才慢慢放松了下来。
冬天的太阳不扎眼，这会已经是快日落的时候，天边只剩下朦胧的余晖。
走出车站，突然扫到个熟悉的身影。他穿着深蓝色的棉衣，背着个黑色的包，就这么双手插在棉服兜里站在那，隔着一条马路不经意间转动视线朝我这边看了过来。
我心口骤然收紧了一下，稳住平静的表情，走了过去。
看见我，他眼神也有些惊讶。我以为他会先寒暄一二，没想到他一开口就说了句：“你头发怎么长这么长了？”
“大学自由些，想留就留着了。”接着我又没话找话地问：“好巧啊，怎么你回来都不和我说一声？”
他看着我，半响才慢慢接过话：“因为你是大忙人啊，上次通话不是你说和乐队可能还有排练吗？”
我一愣，讪讪而笑：“哎我给忘了，乐队这事都说不准，这不被老板放鸽子了，演出取消就直接回来了。”
他没继续这个话题：“一起打车回去吧。”
“行。”
很快，我们拦到一辆计程车，把行李放好后，一同坐在了后排。
一路上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些学习生活之类的这种不重要的话题。其实由于很长一段时间的失眠和频繁的跑场演出，到现在我已经很累了，我眼皮直打架地仰头靠在座位上。
突然，他说起蒋磊一周前打电话过来，让我们回去找他聚一聚。他停顿了一下，叹了口气：“你还别说，这么久没见那小子，怪想他的”
我顺着这个与我们联系得亲近些的话题，强撑着精神调侃地笑：“是吧……我也挺想他的，想回去狠狠宰他一顿。”
“我呢？我们也挺久不见了，想我吗？”
我心跳停了半拍，看着他玩笑似漫不经心的表情，压制住不该有的胡思乱想，语气轻松：“想啊，当然想。”
“嗬……你这话听起来也太假了。”他把头靠在椅背上，带着些淡淡的嘲意，看了我一眼：“想也不见你来找过我玩儿，五站路整得和异地一样。”
“实在是大一课多啊。”我胡乱编了个借口。
“得了吧你，是忙着玩乐队去了吧。”
我感觉他的语气隐隐有些不对劲，转过头定定地看着他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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