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拱手中抢走内阁首辅之位。
天子与太后的底线他一般是不会触碰的。
柳贺叹道：“唯愿日后亲王就藩时,太后与天子能让百姓少些磨难。”
旁人不知晓大明的未来,他却很清楚。
藩王、田亩、灾荒、矿税……以及朝堂上无休无止的闹剧,一桩桩一件件将整个大明朝带入了深渊。
仅凭他一人之力，能做的太过微渺。
潘晟道：“此事泽远不必忧心，元翁自然可以劝住陛下。”
潘晟是张居正的铁杆，心中自是认为张居正无所不能。
张居正去世前，正是有意潘晟为内阁首辅，可惜张居正对潘晟期待满满，潘晟也在领命后立即回京，然而他人未至京城，张四维已先一步绝了他任内阁首辅的可能。
只是这些话柳贺不能对潘晟说，也不能告知张居正，他的烦闷大多便是源于此处。
柳贺上辈子读《明朝那些事儿》的时候就有一种强烈的宿命之感——如英宗复辟、嘉靖、万历皆长寿，宣德、弘治却都短命，张居正活得也并不十分长，他算是很能赚钱的了，却挡不住败家子万历实在能花。
历史规律似乎很难违背，王朝至末年时，便自有一股难逆衰败之相。
不过潘晟与柳贺刚到文渊阁外，柳贺却又被人拦下:“右宗伯，元辅有请。”
潘晟很识趣地给柳贺让了位，柳贺重回文渊阁时，张四维、申时行已经退了，只有张居正还在原地。
“削藩一事上，你似乎有许多不满。”张居正示意柳贺坐下。
“弟子不敢。”
“我知你有不满。”张居正道，“便是我，在此事上也有不满。”
为亲王就藩的标准问题，张居正甚至进宫与李太后商讨过，可惜李太后格外固执，在此事上寸步不让，她有不让的理由，毕竟除了天子外，她还有幼子潞王。
太后对天子格外严厉，对潞王却很宠溺，此事满朝文武皆知，此时潞王尚未到就藩的年纪，可日后潞王一旦去了封地，以太后的脾性，给潞王的待遇恐怕不会逊于嘉靖对景王。
何况自天子一日日长大，内库朝户部伸手越来越频繁，仿佛户部的钱粮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一般。
然而官升得越高，所顾忌之事也就越多。
柳贺在翰林院任修撰时，他可轻而易举将张敬修筛落，便是被外放扬州也能将头抬得高高的，到了扬州之后，他办事也极是大胆，张四维、李伟等人的面子也是说不卖就不卖。
可到了京城，任这礼部右侍郎之后，他行事要看朝廷内外的风向，要顾忌自己的士林的名声，就如夺情一事，他一方面要护住自己的同年，另一方面又不希望张居正
落到人人唾骂的地步，行事上便很难如先前那般肆意。
他也不是不能痛骂张居正一番，可痛骂之后呢？
张居正没了名声，难道他的名声就会好吗？
何况在他眼中，变法确实到了关键期，若无张居正压制，朝堂恐怕会经历一番混乱——并非柳贺对张居正盲目崇拜，而是历史已经证明过了。
“弟子知晓恩师辛劳，只是……心有不甘罢了。”柳贺道，“弟子觉得，若削藩之事真要推行，自然越是干脆利落越好，若如今日这般，待日后，诸事恐怕还要扭转。”
就以科举一事为例，柳贺考乡试时，朝廷定下规矩，要一百三十五人取一人，因而参加乡试的考生名额都有限制，而到了今日，原原本本按规矩走的乡试不过一科两科，其余仍是如旧。
麻烦事官员们便不爱干，纵然某一年因皇命难违推进了，过几年还是会恢复原样。
张居正道：“削藩的本意是为节银，嘉靖四十四年的《宗藩条例》加上今日新定的《宗藩条例》，已足够为朝廷省下许多银两了，奉国中尉、辅国中尉等退俸之事需礼部登记造册加以完善，要允其考科举，允其经商务农。”
柳贺道：“下官会与姚宗伯细商。”
王府科归了柳贺管理，科举却是姚弘谟的管辖范畴，柳贺行事谨慎，自然不会犯越权这种简单错误。
他承认张居正说得很有道理。
本质上是为了省钱。
但好不容易见了张居正一面，不谈谈条件，柳贺不愿回去的:“恩师，弟子此前提过的作物品类一事，还望恩师多行便利。”
张居正眉头一皱:“泽远，你是礼部官员，户部、工部事伸手太过，张子愚、曾三省必会有所不满。”
柳贺道：“作物品类并非大事，但弟子觉得，若长些耐旱、耐涝的作物。灾荒之年能使百姓不至饿死，这是利国利民的好事，此事弟子在扬州时便一直关注，也寻访了数位知农事的官员，依他们所说，此等作物若真能寻到，我大明百姓必然能安居乐业。”
事实上，红薯、玉米等农作物在明朝时已经传入国内，却并未引起朝廷的关注，恰逢小冰河期，陕西、河南等地又有旱灾、蝗灾，李自成、张献忠于陕西起义，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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