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考生也呈到考房中来，沈鲤原先忧心这考生不擅时务，如今一看，他比之第一场竟毫不逊色，沈鲤甚至挑不出其中一个错处。
沈鲤十八岁便中了举人，却到三十四岁才中了进士，他自问在会试时并不能写出这样出众的文章。
当下沈鲤再不需要忧虑，将这士子文章荐到了两位主考面前，同考负责选卷，至于科第名次等，那就是主考官的职责了。
在沈鲤交上考卷的同时，另外十六房的同考官们也将考卷呈送至两位主考面前，会经堂内，张居正、吕调阳居于上首，其余十七位同考皆聚集于此，除了考官外，礼部尚书潘晟及礼部左侍郎王希烈、监察御史等帘外官也同样汇聚此地。
张居正神色严肃，同考官们也是一样谨慎，唯恐自己精挑细选出的考卷被筛落。
揭榜
张居正面容英俊,人至中年依旧风采不减，在众官中居于首位的他气势颇为凌厉，眼下各房同考都将考卷摆在桌前,有荐卷约四百份，同时还有备卷若干,这些考卷皆由副主考吕调阳审阅过,又由张居正进行最终的审定。
事实上，仅凭主考二人是无法将数百份考卷审完的，考生是否取中,关键依然在同考官。
张居正将吏科都给事中韩楫呈上的其中几份考卷丢到一旁，在从各房的备卷中拿出几份补上：“本官已强调过，多者多录,少者少收,考卷既有不足,又何妨强行留中？”
韩楫躬身道：“下官明白。”
虽分配给各房的考卷数量大致相当，但考生的水准有高有劣，会出现一房佳卷多而有才华的士子面临淘汰、一房佳卷少而文章平平之人却位列前二十的情形在,这里便要求主考有一双慧眼,能够择出明珠蒙尘的考卷。
张居正一贯精力充足,看卷的速度更是极快，未花费太久时间,他便挑出了数份不合适的考卷,再以备卷填补了进去。
自嘉靖年起，各房荐卷是否固定额数一事便引起过争论,毕竟配额常常导致各房呈上的考卷高低优劣不同,但若是不固定额数,同考们自然尽可能向主考多荐卷,这样又会影响会试阅卷的完成。
……
张居正最终确定了四百员的录取额数，之后各位考官便按本经及南北中卷对考生进行排名拆卷。
南北榜乃是洪熙阁臣杨士奇对仁宗的提议，杨士奇为南人，他对仁宗道：“长才大器多出于北方，南人有文多浮”，因而定了会试取士“南六北四”之制，宣德以后则定下南、北、中卷制度，南卷百取五十五，北卷百取三十五，中卷则百取十。
明代在科举取士时充分考虑了地域与文化水平的差异，虽然不能做到绝对公平，但相对的公平却是努力达成了。
此时，四百位考生的考号信息在文簿上一一填写完，之后便轮到定五经魁的时候。
若会试主考是李春芳那样的面团性子，他少不得要与副主考、同考官们商量一下五经魁的人选，但张居正本就是性情霸道之人，他不待其余同考多说，便定了各房的经魁卷。
“《春秋》一经，定黄字号房庚午卷。”
王锡爵点头称是。
“《书》经，洪字房……”
张居正将《春秋》、《书》、《易》及《礼记》的经魁都定了，到了《诗》一房时，他也并不犹豫，将五位同考呈上来的首荐卷筛选过后，定下了其中一位为经魁。
会试放榜后，这五人便是前五了。
会试依旧按士子所治本经定名次，到了殿试中则不必有这般顾虑，殿试最终名次由皇帝决定，文章得了皇帝看中最为重要，本经都是其次。
既然定了名次，接下来便要拆卷了。
堂内的知贡举官、监试官、提调官等此刻都同样好奇，这一科又有哪些进士入选，又是何人会成为他们的同僚？
正如后世体制内进了新人，老前辈们总要特别关注一样。
拆卷之后，众考生的姓名、籍贯、三代等均显露出来，因交到同考官们手中批阅的乃是誊抄后的朱卷，此时就需要与考生的墨卷进行比对，确认无误后，阅卷过程才真正结束。
考官们俱是舒了一口气，拆卷时若是出现意外，引发科场弊案就着实不妙了。
众考官最先看的自然是五经魁的身份。
“《礼记》一经的经魁乃是绍兴府的史钶，一甫兄，这又是你一位老乡。”
翰林院修撰罗万化扶须一笑，罗万化乃是绍兴府会稽县人，史钶乃是绍兴府余姚县人，这两县都是科举强县，出过的进士
多如牛毛。
“《书》一房的经魁又是浙江人，这便是浙江乡试解元黄洪宪吧？他于《书》经的研读当真十分了得，文章精而巧，难怪能在浙江乡试中夺魁。”
之后《春秋》与《易》两房的经魁也被定下，《易》一房的经魁为江西南昌府的熊惟学，《春秋》一房的经魁则为浙江湖州府乌程县的吴秀。
而《诗》一房考卷揭晓后，众考官眼中都闪过诧异之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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