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上农村土地改革带来的负面影响，眼下温室大棚当真一日不如一日，被废弃的日益增多。
华夏人倒是想承包，但问题在于它的产权比较复杂，大家自然懒得踩雷，宁可自己搞塑料大棚。
众人不由得唏嘘，一个国家的衰败，当真体现在方方面面。
越过这一片温室大棚，前面愈发热闹，已经能够看到烧烤摊。
车子停在道路尽头，大家下车一看，嘿，用人山人海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啊。
伊万诺夫东张西望，突然间，他脸上的表情从欢快变成了紧张。
他伸手拽王潇的胳膊：“王，那是你们的记者吗。”
王潇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认识心中警铃大震。
糟糕，《人民日报》的记者来了。
如果他们一宣传，岂不是会有上百万的华夏人，一下子全跑到罗马尼亚来了。
那可真会变成一场灾难的。
作者有话说：
关于打火机，资料如下：
打火机在中国广为流行，还是上世纪改革开放初期。
那时候，世界上流行的是日本与韩国生产的金属打火机，由许多海外侨胞回国探亲时带回。
只是这些平均售价超过300元人民币的金属打火机，对当时年收入不到千元的中国人来说，实属难得一见的奢侈品。
面对这么昂贵的稀罕物，精明的温州人发现了其中的商机。
80年代，温州人凭借对市场的嗅觉，开创了一个又一个“鸡毛飞上天”的创业奇迹。
通过对进口打火机的拆解和研究，温州人很快研发出首批国产金属打火机。
“不要298，也不要198”，靠着超强的仿制能力，温州人将数百元的打火机，硬生生降到了百元以内，利润依然可达50。
当蓝白相间的火苗在温州一处处简陋的作坊点燃后，这些“山寨”打火机迅速以价廉物美的特点火遍了大江南北，甚至扬名海外。
温州生产的打火机能远销海外，离不开两位当地商人的贡献。
80年代中期，一位叫做李中坚的小伙，陪着香港回来探亲的表哥逛街。
表哥发现温州生产的“山寨”日韩等国的打火机，质量虽说还有一定差距，可外观真假难辨，关键是价格还不到正品的一半。
这位在欧洲经营贸易的表哥眼前一亮，立即让李中坚帮他采购了6万只各式各样的打火机，打算贩卖到欧洲。
为了这笔大订单，李中坚忙得不亦乐乎，一边与表哥在香港和上海成立外贸公司，一边在温州紧锣密鼓安排着订单。
等这批价格低廉的山寨打火机出口到欧洲后，价格已翻了好几倍，李中坚和表哥从中赚得盆满钵满，还接到了后续的订单。
首战告捷，让李中坚意识到温州打火机在海外市场的巨大商机。他觉得与其把利润给那些小厂，还不如自己开厂来售卖，质量与交货时间不仅有保证，赚得也更多。
1992年，李中坚开办了温州东方打火机厂，专攻外贸市场，当年纯利润就达到了3000多万。
有意思的是，这位温州商人还是一个特型演员，曾出演了很多历史和战争剧。
几乎同一时间，温州商人黄发静与妻子陈阿芬也盯上了打火机，创办了温州日丰打火机公司。
由于李中坚凭借出口打火机一夜暴富，引来许多人投资办厂，纷纷参与到打火机贸易中。
到80年代末，温州全市拥有500多家金属打火机厂，产业相关的配件企业更多达上千家。在赚钱这件事上，温州人是认真的。
90年代初，日本发明了一款价格极为低廉的塑料打火机。
这种打火机是一次性产品，既方便烟民，同时也是希望以低价来抵制来自温州的金属打火机。
由于这种塑料打火机主要部件中的电子点火器和密封圈只能进口，按照温州当时的生产条件，制造成本要远超日本。
日本人很得意，觉得在关键技术上终于制衡住了温州打火机厂商。
可惜日本人还是小看了聪明的温州人，没多久他们就发现中国遍地都是塑料打火机，全部是ade cha。
震惊不已的日本打火机企业组团来温州考察，可结果让他们无言以对。
原本进口单价至少4元的电子点火器，温州人自己做，最初是2元左右，规模生产后，价格直接降到03元以下；密封圈，进口价在02元左右，温州人更是将其降到0005元。
更夸张的是，某些打火机厂家通过零配件拼装组合生产，把售价缩减到近1/30。
而日韩当时生产的一次性塑料打火机，无论怎么控制成本，售价都不会低于4美元（约30元人民币）。
而同样一款塑料打火机，中国出口售价却不到1美元。
巨大的价格差异让日韩打火机企业彻底崩溃，不得不宣布退出塑料打火机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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